只是近代以来，这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
例如上文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中，周边居民就属于类型1，尽管所谓周边距离需要划定（第二步骤问题），但这种健康环境利益的确针对的是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不可能是谁都可能是的情形。水平复合中同一方向上各种利益复合在一起，互相之间有共同的冲突目标，且是同一个客观法制度分解的主观法。
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也正得以体现——行政主体正应当是在综合考虑、衡量这张利害关系网上所有利益与损害后才作出判断决定。[32]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66頁以下参照。此时，如果甲获得了地位，那么乙就没有获得，反之亦然，两者的利与害可以互换。以现代基本权利原理来说，行政行为相对人受到行政行为法律效果拘束，属于防御权侵害（如行政处罚加害人）。最后，我国传统行政法理论与裁判实务也持主客观法分离立场。
这种立场是目前德国通说，在我国也引发了论争。[18]原田大樹『公共制度設計の基礎理論』（弘文堂，2014年）255頁参照。例如，在尹源才案中，尹某取得了卫生局颁发的私人个体诊所的职业医师执业证、医疗机构许可证。
介付超独自提起行政诉讼，是否有权要求听证？其他人的诉讼地位是什么？法院在本案审理中遇到的行政程序问题有：对实施同一行政违法行为的多人的罚款总额较大，依照《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实施办法》和《林木行政处罚听证规则》，应当赋予受处罚人听证权利，而行政机关仅仅以每个违法行为人被科处的罚款数额较小为由不赋予被处罚人听证权，属于违反法定程序。[43] 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通常限于专业性的事实认定，法院仍就其涉及的法律问题有司法审查权力。当根据行政案卷无法判断行政决定合法或违法时，法院可以要求行政机关阐明行政决定成立的证词和成立过程。[41]但是，法院对法律构成要件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中的认定判断权限上，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
卫生部制定、发布的《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登记暂行规定》（卫医发〔2000〕385号）规定核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还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到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法院虽然按照《行政诉讼法》设定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来运行行政诉讼程序，但实际上法官们也附带地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的属性、违法内容和违法程度，做出新的独立的司法判断，最后以司法判断代替了行政判断。
[57] 参见尹源才诉韶关市翁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2010年），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法宝引证码 CLI.C.1777316。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对行政案件进行审核、审批时，应当审查下列内容：（1）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在追求客观目的的行政诉讼中，相对人违法行为必然被作为行政行为组成的一部分，它是以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因果关系及逻辑推理判断等面目体现在行政行为之中的，即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认定被吸附在行政行为决定之中。在行政诉讼事实审方面，关键是事实认定的证明标准，它不应该是刑事案件所采用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多数情况下也不是优势证据标准，而是一个理性的人可以接受的标准即可。
本案争议的关键是刘自荣私自改制延期雷管行为的定性。以下总结了相对人违法行为司法审查的五种实践情况。[27]行政裁量导致享有行政判断余地的事项，主要有三：尊重由专家集团所为之自治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属于烟花爆竹，而是将一个事实问题演化成了法律问题，即贵州省人大地方法规对地方政府规章的解释有效，省人大具有对一捏响性质认定的权力。
再审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对中油国门公司负责联系油料销售、采购业务的副经理徐某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认定徐某主观上不明知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没有犯罪事实。（2）违法行为是否存在。
（五）法院审查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意志因素 法院在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中，也经常认为对相对人主观方面的认定，是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重要方面。这种双重行为审查，也可能导致法庭审查实际上背离了行政诉讼制度设立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目的。
进入专题： 行政相对人 。构成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的因素，包括案件所涉及的当事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案件所产生的影响社会性、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难度。（一）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 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按照宪法规定，存在权力分工。[24] 参见梁凤云编著：《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5页。由于该案强调和厘清了以往税务司法审判实践中一些容易混淆和模糊的重要规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4）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否正确。
尊重行政解释有利于保障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效率性，也避免了法院过度介入行政领域。这两个条文表征的并不是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的审查。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关于对承运人罚款基准为盐产品价值及对货主及承运人罚款幅度为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规定，与国务院《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五条[54]规定不一致。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罚款数额超过10000元的为数额较大的罚款，应给予听证权利。
法院认为这些规范性文件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进行了扩大解释，出租房属于与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公开运动场所相同的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2000年9月1日，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四部门发布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卫医发〔2000〕233号）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营利性医疗机构，按有关法律法规还需到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二是以一件设备例如烟囱为单位的严格概念。法院的司法审查要符合司法权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义务和责任规定，不可以违背行政诉讼原被告举证责任制度，通过有偏见的证据收集规则或者举证责任、证明规则，偏袒某一方，从而脱离案卷而孤立地审查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包括违法行为）。[50]我国也有类似审查行政首长决策思维过程的案例。行政机关在执法时有选择性执法权力，经常被认为违反了平等对待原则。
法院只有在必要时才可以推翻行政解释，同时对行政解释有司法审查权限，法院保留对行政解释的最后权威解释权。法院作出是否有罪的判决，核心是如何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的客观性。
[50] 参见[美]皮尔斯：《行政法》第一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五版，第562-568页。但是，全面司法审查不等于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重新审查。
[13]在本案中，司法审查对象是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而法院间接审查了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问题。第二，司法权不能对行政决定做出偏狭的选择性司法裁量。
（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司法审查符合新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性要求 行政诉讼法官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审查与刑事诉讼法官审查犯罪行为有所区别，但又有相同性。检察机关经过刑事诉讼程序抗诉审查，认定申请人的相关负责人徐某不具有主观故意。[3] 参见胡初民诉江西省都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行政纠纷案，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8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20] 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呼和浩特市昌隆食品有限公司有关涉税行为定性问题的复函》（国税办函〔2007〕51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检查期间补正申报补缴税款是否影响偷税行为定性有关问题的批复》（税总函〔2013〕19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北京聚菱燕塑料有限公司偷税案件复核意见的批复》（税总函〔2016〕274号）。
另一种模式是法院仅仅依据行政案卷而做出有限审查。[28]但是，在明显不当（显失公正/显失均衡）这样的行政裁量运用的领域，法院不可能给予行政机关的裁量百分之百的尊重，否则就没有必要建立司法审查了。
桐梓农资公司案是我国首个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抗诉案件，抗诉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农资公司经销的复混肥被工商机关定性为劣质商品是否正确，是否有充分的证据。[52]另外，检察院抗诉的案件通常构成疑难案件。
[35] 参见三明市金马木业有限公司不服三明市三元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事故决定案，载祝铭山主编：《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诉讼典型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版，第1-9页。[39] 参见亓晓鹏：《行政诉讼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对105件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的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